很多年前，就知道普林斯顿大学对纳什的宽容。

　　在精神病院时纳什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精神健全是一种从众的形式，人们常常认为，患有精神病的人是很痛苦的，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我认为精神病或疯狂，也是某种逃避的方式。”

　　我觉得，如果说精神健全是某种从众的表现，那么，精神病或疯狂有可能是某种意义上天才远远领先同时代人之表现。

　　因此，纳什疯癫时期的一些资料可能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富矿，说不定蕴藏无穷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如果有足够学术实力和天赋的人着手整理研究它们，说不定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这一努力既是对纳什最好的纪念，也是推动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

　　约翰·纳什:天才的命运-- 赛先生 -- 传送门

　　约翰·纳什（1928.6.13—2015.5.23）

　　《赛先生》特约撰稿人 秦风 弛木 综合报道

　　迎来人生中又一项巅峰荣誉之后仅仅数日，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诺奖得主、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在一场意外事故中离开人世，终年86岁。

　　当地时间5月23日，纳什与82岁的妻子艾丽西亚·拉迪在美国新泽西州一条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这对夫妇乘坐的出租车在尝试超车时失控并撞上护栏，纳什与妻子被甩出车外，双双不治身亡。警察认为，他们极有可能没有系好安全带。

　　事故发生前，纳什夫妇刚刚结束了一趟挪威之旅，正从机场返回家中。仅仅4天之前的5月19日，纳什从挪威国王手中接过被誉为数学界诺奖的阿贝尔奖，由此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诺奖和阿贝尔奖的双料得主。

　　这也许是纳什的跌宕命运中，又一项迟到的荣誉。如今，巨匠离世，令人扼腕，也因此唤起了人们对这位“天才”“疯子”“传奇”“美丽心灵”……最后的记忆和慨叹。

　　好莱坞明星般的境遇

　　5月24日晚间，纳什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国内各大社交媒体，微博网友纷纷写下“R.I.P（Rest In Peace）”“一路走好”“愿天堂仍有数学相伴”等留言，或者用蜡烛符号表达哀思。随后，各大微信订阅号纷纷抢在第一时间发布其生平回顾，或者以第一视角对其命运进行追忆和解读，各类报道铺天盖地刷屏“朋友圈”。

　　与其他重要学术人物的离世有所不同，纳什受到的关注并不仅仅来自于知识界，而是触发了更为广泛的公众情感。

　　透过各种自媒体平台，有人搜集发布纳什一生的重要留影，有人提供关于其纪录片和影片的下载链接，有人开始推荐与纳什最著名成就“博弈论”相关的书籍……有人甚至称，这可能是消费纳什的最后机会。

　　不约而同，人们纷纷提及纳什就是著名电影《美丽心灵》中的主角原型。的确，也正是因为这部2002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让约翰·纳什的名字和其传奇一生开始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人们眼中的纳什，开始头顶明星般耀眼的光环。

　　就在《美丽心灵》斩获奥斯卡多项大奖半年后，纳什夫妇首次访问中国，前来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ICM2002）”。从他登陆中国的那一刻起，无数人开始疯狂追逐他的身影，媒体的聚光灯一次次对准他。

　　2002年的这次访问，纳什曾前往青岛参加ICM的一场卫星会议，期间受聘成为青岛大学名誉教授。有媒体报道，时任青岛市市长曾盛情邀请纳什参加青岛国际啤酒节的开幕式，而他处于“吝惜”时间的考虑拒绝了，尽管夫人艾丽西亚认为这并不礼貌。

　　回到北京，出现在国际会议中心的纳什再次受到了好莱坞明星式的对待。《南方周末》记者朱也旷、李虎军写道，人们本该给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老人以安宁，但听众和记者将“不许使用闪光灯”的警告置之脑后，互相挤来挤去，用各式相机疯狂拍照。

　　纳什干脆在座位上坐下来，让人们尽情拍，由于不适应闪光灯如此长时间的闪个不停，纳什一度沮丧地低下了头。

　　当晚，纳什以《通过代理来研究合作中的博弈》为题介绍了自己的最新成果，整个演讲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严肃愁苦的神情，没有笑过。《南方周末》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个不具备初步博弈论知识的人其实是听不懂纳什在说什么的，这样的人显然不在少数。”

　　“他在北京做的公众报告座无虚席，不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众都睡着了，醒来后觉得真是对大师不敬”。一位北京大学副教授昨日在朋友圈里回忆起当年作为志愿者参加此次大会的情景。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了大学生西装怎么选择！当纳什收起幻灯片，骚动也再次出现，台下很快又挤作一团，又开始抢着拍照。

　　对于公众热烈的情感，纳什似乎有些隔膜。关于那个夜晚，另一位科学记者王丹红记述下一个细节：“来自澳门的一对母女上台向纳什献花，纳什看了她们一眼，没有接花，又埋头整理自己的演讲稿。这时艾丽西亚走上台去，接过鲜花，向大家致谢。”

　　第二天，北京的一家媒体以《敞开美丽心灵》为题，报道了“中外听众近3000人蜂拥而至聆听纳什演讲深奥理论”的盛况。

　　2011年，笔者在北京诺贝尔论坛上见到了纳什，已是82岁高龄的他瘦削、虚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似乎并不喜欢眼神交流，说话时或是直视前方，或是盯着地面某个方向。对于抛来的显得有些杂乱的问题，他并不拒绝，一边思考一边用不甚清晰的语调缓缓地应答着。近一小时的谈话中，他从未笑过。

　　人生比电影艰难

　　2002年纳什来华时，全中国各大书店曾出现抢购记述纳什生平的传记《美丽心灵——纳什传》的风潮。有趣的是，全国各地也相继出现不法书商盗用出版社名义非法印制的所谓“电影小说版本”《美丽心灵》，并将质量低劣的盗版VCD与盗版书捆绑销售。

　　经由这些出版物和电影《美丽心灵》，人们对纳什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经历过成功、疯狂和觉醒的天才；一个拥有爱情支撑、友情相助的幸运儿。

　　每次来华接受采访或是与学子对话，纳什总是反复被问及相似的同一个问题：“您能比较一下电影《美丽心灵》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吗？”

　　“电影是虚构的，放入了一些大家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可现实生活却必须按部就班，它比电影长得多，艰难得多。”

　　“这是一部制作得非常好的电影，而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我看过好几遍。不过，每次看的时候，我心里并不好受。但我还是认为这部电影有助于人们理解与尊重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另外，一点点的遗憾是，这部电影没有反映我30岁以前的生活，也没有反映我后半生的生活。”

　　人们对《美丽心灵》中著名影星拉塞尔·克劳扮演的纳什印象深刻，但也有少数人有幸了解现实中那个真实的纳什。

　　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沈诞琦在《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一文中，记述了她在校园里与纳什接触的点滴真实经历。

　　大一的某个夜晚，沈诞琦在路上偶遇纳什夫妇，心中兴奋，但转眼看到的是，“两位老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步履蹒跚，一声不吭，他们间是那么疏离，既像是陌生人的疏离，又像是熟识无睹太多年的疏离。《美丽心灵》在我心中营造的那个关于爱的奇迹的泡沫就这么被戳破了。”

　　电影中的爱情看上去非常美好，纳什和艾丽西亚可谓是“天作之合”：他曾是出众、帅气的数学系黄金单身汉；而她则是麻省学院800名学生中仅有的16名女性之一，年轻时曾梦想成为第二个玛丽·居里。

　　但现实中却远非如此。很少有人提及的是，纳什在此之前曾与一位比他大5岁的护士艾莲诺·斯蒂尔（Elenor Stier）恋爱，在对方怀孕生子后，纳什却拒绝承认儿子，甚至不让儿子冠他的姓氏。“她（母亲）当时很受伤，我想她太喜欢我父亲了。”儿子约翰·斯蒂尔（John Stier）说。

　　沈诞琦大二那年当选为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主席后不久，在她组织的一场数学教授与本科学生的聚餐中，许多教授爽约，纳什夫妇的如期赴约让数学系的同学们欢欣万分。但是，“学生们不敢和他讲话，更别提和他一桌吃饭”。其他教授身边围着学生和同事，言笑晏晏。纳什那桌只有他和家人，剩下七个位子孤零零地空着。

　　这番孤独凄凉的景象让沈诞琦自责却无计可施。直到一个大一的女孩子走到纳什面前，结结巴巴地说：“纳什教授，我能和你合影吗？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大学生西装怎么选择！”纳什愣了愣，点点头。她站在约翰?纳什身后，甜甜地合了影。

　　那个傍晚，普林斯顿数学楼顶层，大家为与纳什合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夕阳透过360度没有遮挡的观景玻璃张望着这一切，大家的脸上身上覆盖着玫瑰色的光晕。

　　天才的疯狂

　　年轻时的纳什“就像天神一样英俊”，1.85米高的个子，体重接近77公斤，还有一张英国贵族的英俊容貌。纳什的硕士导师在给他写的推荐信里，只有一句话：“这人是个天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万里挑一的数学精英。

　　“这些年轻的数学家都很狂妄自大，但是论自大、自信和行为反常，他都更胜一筹。”《美丽心灵——纳什传》作者西尔维娅·娜萨写道。

　　“我想，他认为自己在智力上、数学上都比别人强。”数学家梅尔·豪纳斯说，“我们认为自己和其他同学都非常出色，但是约翰比我们自负两倍。”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曾说，纳什的古怪行为确实“激怒”了一些人。获得博士学位后，纳什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师，他认为自己远远超过同事。

　　“基本上，约翰是一个不折不扣、无拘无束，脸皮很厚的精英人才，他只对那些跟他差不多处于同一精神层次的人感兴趣。”一位同事曾如此评价。

　　30岁时，刚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职的纳什猛然间滑向人生低谷。按照他自己的标准，纳什认为他本人在走下坡路。10年来，他一直在力争获取数学界最高奖——菲尔茨奖，却与这一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失之交臂；他于是一头奔向数学领域的最大难题之一“黎曼猜想”，却仍然无果而终。同时，他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压力之下，纳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随后，纳什被解除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妻子想帮他恢复健康却无能为力，于是把他送进了上流阶层人士接受治疗的麦克林精神病医院。

　　“我不想被关起来，我绝不是自愿去的。”44年之后，在纪录片《约翰·纳什：伟大的疯狂》中，他回忆说，“我知道我在哪里，我被人监视着。我能够想象，我就像一个阴谋的受害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精神健全是一种从众的形式，人们常常认为，患有精神病的人是很痛苦的，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我认为精神病或疯狂，也是某种逃避的方式。”同事唐纳德·纽曼到医院拜访他时，纳什表示，自己已经开始认识到，“除非我的行为举止恢复正常，否则我是不会出院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我能战胜妄想的念头。”

　　多年困扰之后，纳什和艾丽西亚终于在1963年离婚。但在1970年，艾丽西亚改变了想法，决定让纳什搬回来一起住。

　　“我认为艾丽西亚救了他的命。”娜萨说。一些人认为，纳什并非被作为丈夫带回家，而是作为无家可归、需要帮助的人。对此，娜萨表示：“艾丽西亚给他提供住宿、食物和保护，为他的康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否则，纳什也许会“流落街头”。2001年在《美丽心灵》震撼全球之时，纳什和艾丽西亚在离婚38年之后复婚了。

　　更为可贵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给予了这位“疯子”完全的包容。1962年起，纳什定居在普林斯顿附近，每天到学校上班。这样，纳什在普林斯顿校园里面像幽灵一样游荡了十多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衣冠不整，自言自语，在数学系和图书馆晃悠，要么看书，要么在黑板上写一些稀奇古怪的字符。他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叫Johann von Nassau，也会跟前同事写信、打电话，高谈阔论国际政治问题。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几年。

　　普林斯顿数学大楼的设计者希望为这里卓尔不群的数学家提供一个“舍不得离开”的庇护所。环绕整个建筑的昏暗石砌走廊最适合漫步者思考或交谈，每部电梯都有一盏阅读灯，图书馆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数学资料，每天24小时开放。在人生最艰难的数十年间，这里也成为了纳什真正的庇护所。

　　理性的回归

　　作为一名“疯子”，纳什从外界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与此同时，终于有人意识到纳什曾经的研究事实上引发了一场革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成功将博弈论用于现实生活，如国际贸易、农业补贴、公司合并案等诸多领域；上世纪70年代，博弈论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之一就是“纳什均衡”；随后十年，经济学家认为，博弈论可以获得诺奖，许多人游说给纳什授奖。但却一直杳无音信。斯德哥尔摩皇家学会认为，纳什不能承受压力，或者他会让这一奖项蒙羞。

　　普林斯顿的同事和朋友Kuhn在游说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向诺奖委员会表示：“如果因为精神状况而不给他以应有的奖章，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大学生西装怎么选择！”

　　1994年9月，诺奖委员会请Kuhn提供纳什的简历和照片。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也是史无前例的。艾丽西亚也知道了纳什即将获奖的消息，但是一直瞒着纳什。普林斯顿大学则赶紧创立了一个稀奇古怪的职位“来访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给纳什。 就这样，普林斯顿又多了一位诺奖得主。

　　电影《美丽心灵》中，当纳什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许多人都非常惊奇地发现：他居然还活着。这一年，66岁的纳什因为在21岁时的成就——27页的博士论文中的“纳什均衡”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媒体报道中，对纳什的介绍不乏“博弈论创始人”“博弈论之父”这样的描述。然而事实上，他并非博弈论的开创者和先驱。在他之前，有很多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博弈论的研究。

　　早在194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与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就发表了著述《博弈论和经济行为》。通过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而当纳什向冯诺依曼介绍自己的理论时，后者却不以为然：“不过是另一个不动点定理。”显然，冯诺依曼没有意识到“纳什均衡”的重要性，这也给纳什带来了困扰。

　　纳什的贡献，是在数学上证明了混合策略均衡的存在。他对非合作博弈的开创性研究引发了博弈论的大发展，为各个社科领域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纳什均衡” 是博弈中最基础的均衡概念。

　　获得诺奖后，纳什说他觉得自己正在恢复理性。“我最终从非理性的思考中跳出来，没有用药，因为随着年老荷尔蒙水平变化了。”

　　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中，纳什写道：“由于出现了长达25年部分不真实的思维，相当于提供了某种假期，我的情况可能并不符合常规。因此，我希望通过目前的研究成果或以后出现的任何新鲜想法，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我现在并不疯狂，但是我认为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对我来说，即使短期也无法确定。”2002年，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中说这些话时，不苟言笑的纳什笑得有些孩子气。“当然，总的来说，未来的路应该很长，可能有坏事发生，或者奇迹出现。”

　　纳什的传奇一生最终以一场意外落幕，这也许是他跌宕起伏的生命中最坏的事。

　　约翰·纳什治愈了疯癫,却依然孤独

　　荣誉降低了社会标准的尺度，在荣誉的光环下什么都变美了、变正义了。狂乱的行为在正常人身上被贬斥为“发疯”，在诺贝尔奖得主身上便被赞美成“特立独行”。那么，有没有可能纳什教授的疯癫并没有被治愈，倒是普罗大众治愈了他们审定疯癫的标准呢?

　　他治愈了疯癫，却依然孤独

　　作者 | 沈诞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数学教授约翰·纳什是当今最著名的几个疯子之一，他疯狂离奇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美丽心灵》后，在世界各地广为传诵。约翰·纳什共入过两次精神病院，1959年在波士顿附近的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1961年在普林斯顿附近的特伦顿精神病院(Trenton Psychiatric Hospital)。两次入院之间他异想天开地从麻省理工辞了职，提取了所有养老金，宣布他要去欧洲旅行。1959年七月，纳什的航班在巴黎着陆，他看到整座城市充斥着抗议核军备竞赛的游行、罢工、爆炸。直到他终于被遣送回美国前，有九个月的时间，纳什在欧洲各大城市游荡，到处都像巴黎那样满是冷战意识下的喧嚣与骚动，北约与华约的黑影不分伯仲地徘徊在欧洲大陆。这九个月极富隐喻的游荡不禁让人联想起虚构世界里流浪四方的英雄们：杜拉斯念念不忘的恒河边上的女乞丐，乔伊斯笔下用一天游历都柏林的布鲁姆先生，当然还有荷马歌咏的花十年时间返家的奥德修斯。这些虚构的英雄和纳什一样，用漫无终点的肢体的游荡企图达到某种精神目标。纳什在欧洲目睹的种种疯狂世景让我好奇：一个刚出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何去面对一个比精神病院更加疯狂的的宏观世界，尤其是这个宏观世界言之凿凿地标榜自己是“正常”的、“理性”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措手不及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究竟让人类变得更理性冷酷还是更激烈狂热？现代人究竟还有没有资格将一部分同类隔离起来，宣判道：“你疯了，你不要靠近我们”，即使疯与不疯的界限已经成为了强权的体现？约翰·纳什的一生或许能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必须写写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可我难以下笔。一个开头就是一个定义、一个基调，而约翰·纳什恰恰是难以定义的。在普林斯顿的四年我有多次机缘认识他，“认识”，却不“了解”，每一次认识总是推翻前次刚形成的定见。事到如今，这些复杂的事实和感触，层层重叠在一起，我只能指着他叹息：“看啊，这人……”所有的赞美、怜悯、嘲讽，看啊。

　　▲约翰·纳什

　　一

　　那就看吧，看看这人。不过他老了，我入学那年他已经八十岁了，不常在校园里走动了。我是在大一的尾声才第一次见到了约翰·纳什，在那之前倒是经常见到他的儿子。大一时我在工科图书馆找了个闲职，清晨和半夜在图书馆里坐上两三小时，扫扫借书者的条形码。这种时段的图书馆总是很冷清，同学们要么还未起床要么已经休息，倒是几个住在附近的疯子和傻子，雷打不动，图书馆一开门就来，捣鼓些疯疯癫癫的事情，直到半夜你在他耳边三请五请才走。我记得其中一个总穿着宽松的毛衣、一脸络腮胡子的胖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他大概得了某种极严重的癫痫，每过几十分钟会突然克制不住地呻吟起来，鼻子翕动着，脚扭动着，这么大声发作约半分钟，他又像没事人似的全好了。他的体内养着一头难以控制的野兽，隔段时间就得大声嚷嚷自己的存在。我开始觉得很恐怖，直到某天，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学长告诉我，那个疯胖子是维基百科的正式编辑，每天在电脑前审订无数词条，我才对他肃然起敬起来。时间一长，对经常光顾图书馆的疯子的种种狂状熟视无睹，渐渐少了害怕，多了亲近，在深夜听见癫痫病人梦呓般的呻吟，恍惚像母亲口中的摇篮曲。

　　这些图书馆疯子中有一个，四五十岁了，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坑坑洼洼。他总是穿一件普林斯顿的套头衫，两腿大开地躺倒在椅子上，手里一本厚厚的书，经常是不打开的，就放在手上，醒着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睡着的时候就仰着头像死去了一样。其他的疯子我还常常看见他们清醒时正常的表情，只有这个疯子，他虽然很安静，但总是陷在极端迷茫烦扰的状态。他经常呆若木鸡地坐上好久，然后蓦然剧烈地摆动脖子和臂膀，眉毛鼻子紧紧拧在一起，嘴里大口大口喘气，像是正在经历极大的苦痛。某一天，他正如此发作着，学长指着他说，“喏，这是约翰·纳什的儿子。”“什么！”我大吃一惊，“他儿子不是哈佛毕业生么？”“那是《美丽心灵》编出来的。精神病是遗传病。”学长冷笑着说。

　　那次残酷的邂逅是我第一次得以把《美丽心灵》与真实的约翰·纳什区分开。后来我还有几次从数学系的同学那儿听说约翰·纳什儿子的疯狂事迹。据说，他儿子常常呆在数学楼的公共休息室，在黑板上写满离奇疯癫的公式，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公式是这样的：

　　1 = 水星

　　1+1 = 金星

　　1+1+1 = 木星

　　如此种种，直到他把自己所知的星星都写完，甚至连“英仙座”、“大熊座”都有。

　　▲电影《美丽心灵》中的约翰·纳什和妻子

　　得知他儿子真实情况不久，我终于见到了约翰·纳什本人。大一末的某天偶尔在路上走，迎面走过来两个老人，男的高大而干枯，女的矮胖而臃肿，他们穿着正装，大约要参加什么仪式。我认出了男人是纳什，很兴奋地推推边上同行的朋友。他说，“早看到啦。”我又问边上的女人是谁，“还有谁？当然是他老婆。”我心里又吃了一惊，这形象与詹妮弗·康纳利饰演的美丽妻子实在相差太大。朋友看我怔怔的，便半是劝慰半是嘲讽，“年轻的时候大约挺漂亮的，现在老了嘛。说起来，《美丽心灵》里讲得他们如何神仙眷侣，其实他疯了不久后她就要要求离婚，这么多年他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只是同住人的关系，直到2001年拍了电影，他们才又复婚。”两位老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步履蹒跚，一声不吭，他们间是那么疏离，既像是陌生人的疏离，又像是熟识无睹太多年的疏离。《美丽心灵》在我心中营造的那个关于爱的奇迹的泡沫就这么被戳破了，我只是看到一个寻常老人的卑琐晚境。

　　二

　　所幸大部分普通人还是被电影的泡沫鼓舞着，一提起纳什总想到《美丽心灵》；就像许多学者被博弈论的泡沫鼓舞着，想方设法在自己的研究里加点博弈论赶时髦。这些年博弈论在各类学科前沿炙手可热，我在普林斯顿的许多课堂上听到纳什的名字，越是那些像是离博弈论差之千里的领域，譬如生物、比较文学、历史，越是有学者绞尽脑汁想和博弈论攀上些亲戚。在那些讲座里，纳什的名字总是和“纳什均衡”等同起来。只有一次，我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中听教授说起纳什。那是一节异常心理学讲座，“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个有趣的精神分裂症病例，病例的主人公是著名的纳什教授。”心理学教授搬出一座庞大的老式录像带播放器，在投影仪上给我们放了一段访谈，我还清楚地记得访谈中旁白的第一句话：“约翰·纳什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可他坚称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

　　约翰·纳什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可他坚称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他痛恨精神病院、痛恨药物，至今说起他妻子将他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他都一脸心悸。他共有两次入院经历，第一次入院在专治上层阶级的麦克林医院，那里的医生把精神分裂症当作心理疾病，成天做心理咨询，询问童年经历。他的同事唐纳德？纽曼(Donald Newman)去看他，纳什说：“唐纳德，如果我不变得正常，他们是不会让我出去的。可是，我从来没有正常过啊……”第二次入院在特伦顿精神病院。访谈人和他故地重访，纳什站在草坪上，凝视着巍巍耸立的暗淡的建筑，拒绝再靠近半步。“他们给你打针，让你变得像动物一样，好让他们像动物一样待你。”在这里，他被迫接受了如今已被西方医学界停用的胰岛素昏迷治疗：大剂量注射胰岛素，让精神病人陷入昏迷状态。而病人清醒时，也状如行尸走肉。他开始只吃素食，以此抗议医院的治疗，当然没人把这当回事情。在长时间胰岛素昏迷治疗后，他终于“变正常”了，他生平从没有如此谦逊有礼。同事妻子回忆说：“他看起来乖得就像刚被人打了一顿。”

　　▲电影《美丽心灵》中罗素·克罗饰演的数学天才约翰·纳什

　　半年后，谦逊有礼的约翰·纳什终于从特伦敦精神病院出院。他换下肮脏的病患服，交出自己的号码(半年来他没有名字，只有这个数字标识)，他踉跄地走出医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童年好友，“和我讲讲我们一起玩的事情吧。那个治疗把我的童年记忆给抹掉了。”

　　如果回归理性仅意味着对社会标准的驯服、意味着丧失记忆，治愈还有多少价值？尤其是对于纳什这样一个把数学视作“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天才。纳什教授心中最纯粹的数学不是理智，而是灵感。理智不过是沟通这种灵感的手段，而若重获理智也意味着灵感丧失，他情愿放弃理智。一个朋友在他住院时去看望他：“你发疯的时候声称外星人和你说话。可是你这样一个理性的数学家，怎么可能相信外星人这种无稽之谈？”纳什回答说，“数学的创见同外星人一样进到我的脑子里，我相信外星人存在，就像我相信数学。”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理性的思维阻隔了人与宇宙的亲近。( Rational thoughts impose a limit on a person’s relation to the cosmos.) ”

　　从特伦敦精神病院出院不久，纳什拒绝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因为治疗让他感觉迟钝，不能想数学。他过去的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安排了一个研究员的闲职。于是学生们常常看到一个穿着红跑鞋的中年人形容枯槁地在校园里游荡，在整块黑板上写下不合逻辑的公式，拿着几百张前夜刚演算好的数学公式出现在某教授的办公室，他有了个绰号，“数学楼幽灵”，很少人知道这个疯子到底是谁。

　　而在七八十年代，他周围的亲友开始注意到，纳什渐渐不疯了。他的眼神变清澈了，他的行为有了逻辑。“那么，不靠治疗，你是如何康复的呢？”访谈人问他。“只要我想。有一天，我开始想变得理性起来。”从那天起，他和他幻听到的声音开始辩论，驳倒那些声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识分辨错觉。(I reasoned myself out of the unreasonable； I became disillusioned of my illusions.)”

　　“只要我想。”在纳什这个个案里，疯狂与理智似乎变成了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我甚至不再相信他真正疯过；或许，他理性地选择了疯癫，又疯癫地回归了理性。如此看来，《美丽心灵》是A Beautiful Mind的严重误译，应作《美丽的头脑》或《美丽的智性》更符合真实。Mind固然有头脑和心灵的两重释义，而在纳什从疯癫重获理智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过人的意志和理性压制着疯狂的心灵。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从七八十年代的某一天起，他有意识地选择将一部分的疯狂运用在数学的灵感上，而将剩余的疯狂用理性囚禁起来。

　　访谈的录像带放完了，异常心理学的教授说：“纳什不借助药物治疗而康复的案例引起了许多精神病学家的兴趣。他们研究他的生活起居和周边环境，希望他的病例有推广价值。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治好纳什的也许不是他过人的智力和意志力，而是荣誉。七八十年代，博弈论在经济学上飞速发展，纳什声名渐隆。1994年他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一夜间开朗了许多，简直变了一个人。领奖后他在街上散步，常常有陌生人向他致敬，‘纳什教授，祝贺你。’”

　　心理学教授的这番评论并非无稽之谈。纳什发疯之时，自恃甚高的他正苦苦追求数学界最高的菲尔兹奖而不得。倘若他能及时得到菲尔兹奖，也许就不会在失落和压力下发狂了。更进一步讲：荣誉降低了社会标准的尺度，在荣誉的光环下什么都变美了、变正义了。狂乱的行为在正常人身上被贬斥为“发疯”，在诺贝尔奖得主身上便被赞美成“特立独行”。那么，有没有可能纳什教授的疯癫并没有被治愈，倒是普罗大众治愈了他们审定疯癫的标准呢？

　　三

　　那就讲讲我所经历的一则纳什和普罗大众间的故事，讲讲学术声誉在这座慢条斯理的大学城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大二春天我阴差阳错地当选了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的主席，从此和一帮超级古怪的数学天才成了朋友。这个俱乐部除了定期请教授讲话、周末玩玩需要耗费过多智力的桌面游戏，一年也就搞三次大活动：夏天派队去参加国际大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秋天组织面向高中生的普林斯顿数学竞赛、春天组织数学教授和本科学生同乐的正式聚餐。我新官上任没几天，就要搞正式聚餐，怕来的人少场面不好看，就向前任主席请教。他说：“请教授是很容易的，你电子邮件群发所有数学教授，便完事了。至于请学生，你就在海报上写，‘想见见约翰·纳什的真身吗？来参加数学俱乐部的聚餐吧！’保准无数人跑过来看热闹。”我照办了，果然很快就有许多同学报名，也有不少教授表示会参加，只是从未收到约翰·纳什的回复。

　　聚餐那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包下了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放上十几个圆桌。赴宴的学生还一个未到，我们正在摆放器皿和食物，就看到电梯门一开，出来三个人，正是约翰·纳什还有他的妻儿。我慌慌张张地去迎接他，“纳什教授，你来大家会很高兴的，聚餐还没正式开始，你不如先坐这桌。”

　　“你是发邮件的沈小姐？”他这么问道。

　　“是，是我发的邮件，我叫Lily。”我这么答道。

　　“沈小姐，你好。”他仿佛没听见我的答话，“约翰·康威会来吗？我听说他会来。”

　　“康威教授的确回复说会来，他还说他要为聚餐致辞呢。”

　　聚餐不久就开始了，康威教授没有到，我打电话去他家，他妻子说，“太不好意思了，他彻底把这事忘了。”于是康威教授不会来了，更别指望他致辞。那些回复说一定会来的教授，也有一大半没有出席。“沈小姐，约翰·康威会来吗？聚餐已经开始半小时了。”纳什教授又问我。我说，不会了，他忘记了这事。“是吗。”纳什有些失落，于是我也有些失落，不过同学们倒都不怎么在乎，个个欢欣万分，“不是有纳什在嘛！”大家的眼睛都向着纳什坐的那桌张望，有不少人在去拿吃食时故意走远路，从纳什身边经过，腼腆地打个招呼：“纳什教授好。”高年级的学生向一年级新生介绍，“那是纳什，那是他老婆，那是他儿子。”炫耀着自己见多识广。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在纳什一家坐的一桌坐下来。相比之下，其他教授身边围着学生和同事，大家言笑晏晏。我动员我认识的朋友，“你们情愿这么多人挤在这桌，去纳什那桌不是更好么？想想看，以后可以跟人吹，我和纳什吃过饭……”朋友们有些跃跃欲试，却都开玩笑似地互相抬杠，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没有换位子。这么拖拉了几次，聚餐快结束了，纳什那桌仍然只坐着他和他的家人，剩下七个位子孤零零地空着。他的儿子趴在桌子上，机械地捶着自己的脑袋，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地板着脸，叉着手端坐在那里，而纳什默默地极缓慢的吃着一片肉。我看着这番孤独凄凉的景象，自责却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候，一个大一的女孩子走到纳什面前，结结巴巴地说：“纳什教授，我能和你合影吗？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纳什愣了愣，点点头。她站在约翰·纳什身后，甜甜地合了影，然后拿着相机，奔向自己的朋友，又是笑呀又是嚷呀，像是刚做了件顶了不起的事情。大家受了感召，纷纷站起来，走向约翰·纳什，自觉排起了队，有的手里拿着相机，“教授，能和您合影吗？”有的手上什么都没有，那是真正对数学有激情的孩子，想听纳什讲讲博弈论和纳什嵌入定理。突然，和我同桌的大四数学系毕业生也站了起来，他平日里总一副愤世嫉俗、据傲不羁的姿态，这时他手里竟然也有个照相机，他自嘲似地为自己辩解，“他妈的我在数学系混了四年，天天被恶心证明题虐，到头来连张他妈的纳什合影都没有，说出去不要他妈的笑死人了？”

　　▲《美丽心灵》的海报

　　我想告诉你，那个晚春的傍晚所有男生都穿着衬衫和西裤，所有女生都穿着花裙子。我想告诉你，数学楼是全校最高的建筑，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360度都是没有间隔的观景玻璃。透过玻璃看出校园美如画：卡耐基湖畔荡独木舟的游人正在悠悠地往回划，研究生院的塔楼下几只大肥鹅笨头笨脑地在聊天，教堂和美术馆前还有很多人在拍照，而布莱尔拱门下晒日光浴的孩子们恐怕已经觉得凉了，收起毯子准备回家，那些遍布校园角角落落的几千只灰色和黑色的松鼠们呢，他们恐怕又在忙活着筹备寒冬的一场盛宴，或许能从这个食堂偷一只甜甜圈，从那个寝室偷一块巧克力……我们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拍照，顺便透过观景玻璃张望着校园的一草一木，而夕阳也张望着我们，大家的脸上身上都覆盖着玫瑰色的光晕。我想告诉你，《美丽心灵》里那让人动容的授笔仪式完全是导演的杜撰，可是，那个傍晚，在数学楼顶层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教授合影或谈话的年轻人们，他们的结结巴巴、推三搡四，难道不比那个子虚乌有的授笔仪式更让人感慨？“纳什教授，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

　　纳什教授已经从疯癫康复了；或者说，自诺贝尔奖和《美丽心灵》后，不再有人觉得他的不正常是件非纠正不可的事情。而他还是孤独的，学生们不敢和他讲话，更别提和他一桌吃饭。但是，那个晚春时间为纳什排起的长长队伍，还有诸多类似于这样的温暖的轶事，大概就足够支撑着他保持淡泊平和，度过自己的晚境。

　　四

　　最后，我还想讲讲纳什教授疯癫的起源。纳什生来便是个古怪傲慢的人，数学天才多如此，这本不足为奇。那么，一个本性古怪的人如何突然被亲友认为“在发疯”呢？三十岁的某天起，他突然声称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是一伙的，他们全是“阴谋家”；他称艾森豪威尔和梵蒂冈教皇对他没有丝毫同情；中东的动乱让他深感不安，他打匿名电话给亲友，说世界末日到了。“这些想法在表面上不是理性的，但它们有可能发生。(These thoughts on the surface are not rational， but there could be a situation.)” 1959年在欧洲游荡的九个月里，他数次去当地政府求助，希望放弃美国国籍；他到了日内瓦，因为这座城市以对难民友好著称，他向瑞士人说，“美国的体制是根本上错误的”，没人相信他。他被送上飞机遣返回国，事后他自称：他被送上了一艘船，像奴隶一样被链条锁着。

　　▲《自由的老虎》，作者沈诞琦，上海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国际发展方向)在读硕士。

　　冷战的铁幕终于落下了，纳什被亲友们认定的疯言乱语如今看来几乎是先知的预言。纳什的恐惧不单单是个体的体验，而是那个时代集体潜意识里的恐惧。而纳什被斥责为疯癫，被强行打胰岛素进入昏迷状态，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对于个人良知的迫害吗？我注视着纳什像奴隶一样被锁链束缚着的船只。当这艘愚人船在汪洋上恣意漂泊，米歇尔？福柯正在自己的毕业论文《疯癫与文明》中为它赋予深刻的哲学意义。如果疯子不仅仅是疯子，而是那些揭露了这个社会根本弊病的智者，他们只能被送上愚人船，顺水漂向不可知的远方。古老的河流赋予了愚人船神秘性，疯子被神圣化地隔离起来，作为社会制度的祭品杀一儆百。我想我恐怕已经扯得太远了，虽然我不得不说，1962年起至今，约翰·纳什教授定居在普林斯顿附近，每天到学校上班。如果普林斯顿这所大学对纳什教授的康复有何功劳，那就是它固有的包容和自由拒绝把疯子送进愚人船。疯子们像鬼魂一样地游荡在校园里，而人们仍然尊重体谅。他们自由进出公共图书馆，发病时喊出骇人的响声，却还有人告诉你：“别打扰他，这个疯子是维基百科的编辑……”

　　上周二，约翰·纳什教授在我所选的博弈论课上做客座演讲。“我想讲讲纳什均衡的历史。”四十分钟里，他一直在讲他所写的几篇论文，太深奥了，恐怕学生中没一个能听懂。可是这不妨碍整个教室坐满了听众，不但有选这门课的学生，还有闻讯而来的旁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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